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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挑金刚塔 一场坟墓大拆迁引发的重庆闹鬼和官方镇邪行动(转载)

2022-01-09 08:22分类:货币资金 阅读:

文章来源:老猪说事(zhang_mengyun)

不益看音岩菩挑金刚塔

天气益的时候,不测俺会去山城步道走走,找寻老重庆的味道。每每此时,俺会顺道拜看一下不益看音岩附近的菩挑金刚塔。它就像一个入定的老僧,隐居并禅坐于市井一隅,任凭人来人去,云卷云舒,沧海桑田,俺自岿然不动。

重庆人喝酒的时候敬爱划拳,有一个耳熟能详的酒令叫“七星岗闹鬼”。其实这是一句重庆言子儿,而且只是上半句,下半句叫“金刚塔镇邪”。据说七星岗昔日闹鬼,后来不闹了。为啥?就是由于修了菩挑金刚塔。

七星岗闹鬼,跟重庆乃至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坟墓拆迁相关。

1.

从战国到民国,重庆历史上有5次大的城市建设行动。

第一次是战国时期。公元前316年,秦国名相张仪攻占巴国后,于公元前314年设立巴郡,在江州(今重庆渝中半岛)筑城。

第二次是三国时期。公元226年,为深化江州城的退守能力,蜀国大都护李苛再筑江州城。

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公元1238年,蒙古大军南侵,重庆知府彭大雅加固并扩建重庆城,基本形成了俺们而今看到的重庆古城格局。

南宋时的重庆城。(原料图)

第四次是明朝初年。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夏,卫指挥使戴鼎大兴土木,垒石筑城。戴鼎坚信道家,讲究风水,取“九宫八卦”之象,求阴阳相谐之道。自此,重庆古城便有了“九开八闭”共十七座城门。

第五次是民国时期。上世纪二十年代,重庆的人口与工商业几乎完整集结在本来的古城范围内,尤其是临近长江北岸的陕西街至朝天门一带(俗称“下半城”),城市空间相称局促,已经远远无法已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求。

重庆“一边当陆,三面滨江”,通远门是重庆城通去外界的唯一陆路通道,要扩大城市规模,必须冲出通远门。

为扩建新市区,1929年2月,国民当局重庆第一任市长潘文华决定修一条从七星岗到上清寺的马路,这也是重庆市区的第一条公路。此前,整个重庆城他国一条公路,城内仅有三尺余宽的步道,滑竿、轿子是城市的首要交通工具。

清末的通远门。(原料图)

那时,通远门外的七星岗是一片乱坟岗,下面白骨累累,上面阴风惨惨。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仙逝人呢?由于通远门是重庆城的陆路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惨烈的血战。

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率蒙古大军强攻重庆,守将张珏带领军民血溅通远门,后终被攻破,重庆失守,仙逝了不少人。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60万大军围攻重庆,经过6天激战,终于攻破通远门,仙逝人多数。

此外,数百年来,重庆人仙逝后也大多埋在城外的七星岗。站在通远门上远望,坟茔累累,层层叠叠,绵延不绝,于是那时民间有“通远门,锣鼓响,看埋仙逝人”的民谣。

二十世纪初,通远门外全是坟。(原料图)

以潘文华为首的重庆市当局领导班子认为,要扩大城市规模,加快城市建设,只有“将坟挑迁,即可化无用为有用,开辟为新市区”。在市当局的陷阱下,重庆历史上最大的迁坟工程正式启动。潘市长下令,有主坟自动迁移,给予妥帖抵偿,无主墓则挖出尸骨他乡埋葬。

很快,这场前所未有的坟墓大拆马虎遇到了阻力。一是工人施工时,挖出了不少尸骨,堆放在路边,格外吓人,导致领域居民很惧怕,甚至频繁传出闹鬼的传闻,且则间人心惶惶。老布衣认为,潘市长“修路挖坟、破棺露骨,冒犯了神灵”。

而且,大量的坟墓都是有主的,是重庆老布衣的祖坟(据说也有一些混混把无主坟认成自家祖坟,冒领拆迁费),而迁坟是中国人的大忌。这下他们不干了,其中很多都是袍哥,口气很硬:“谁敢动坟,老子就和他拼命!”

甲士执政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认准的事情,理解的要履动,不理解的也要履动,用重庆话来说就是“少批垮”(少啰嗦的乐趣)。潘市长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自然不得虚:“城墙再厚也要拆,坟墓再多也要迁,马路再难也要修。不云云,重庆将永世困在一个凼凼里!”

于是,潘文华请重庆城防司令、川军悍将郭勋祺出任迁坟局局长。来嘛,强人。

郭局长上任后,派出迁坟队若干,并放出狠话:“谁敢阻挡,枪不认人。”

从1927年8月到1933年3月,整个迁坟工程历时6年半,共迁坟43万多座,使城区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并为日后重庆城区向南北两岸及西部陆地拓展奠定了基础。

通远门连留意庆的昔日与而今。(张梦云/摄)

一次迁坟几十万座,还不算那些无主遗骸和沙场枯骨,这在全世界也格外稀罕。为了超度亡灵,欣慰民心,再说挖人祖坟真切也不是什么益事,潘文华决定核准藏传佛教高僧多杰格西(名为多杰觉拔,格西意为“善知识”,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学位)的提出,在纯阳洞附近建一座金刚塔,“使仙逝者超度、生者永得安和、消灾避难”,并为布衣挑供一处祝愿之地。

随后,潘文华议决那时已皈依多杰格西的重庆市公安局长乔毅夫,与藏传佛教高僧洛那活佛取得联系,请他来叨教建塔。

金刚塔构筑历时两年,耗资4万银元,由洛那活佛叨教,佛学家张心若撰写碑文。1931年2月16日,多杰格西主理金刚塔开光大典,为期14天,“每日燃灯数千盏,远近之来此瞻拜者不下百万云”,成为那时重庆的一大盛事。

金刚塔建成之后,香火相称茁壮,加上处置措施正当,迁坟的事顺当多了,不仅新市区成功开辟,七星岗再也他国闹鬼了,“七星岗闹鬼”慢慢成了人们划拳时的口头禅。

重庆首任市长潘文华。(原料图)

潘文华1927-1935年任重庆市长,既是重庆建市以来第一位市长,也是民国在任时间最长的重庆市长。客不益看地讲,潘文华为重庆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是修路,二是扩城,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供电、供水、路灯、电话、码头、公园等,将重庆变成了一座当代意义上的城市。

1935年3月12日,蒋介石首飞重庆后,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可作大后方首选地。”后来,他选择了重庆行为陪都。

潘文华出生于1886年,四川仁寿县人,绰号潘鹞子,国民当局陆军二级上将。潘是刘湘的敬爱将,曾任第7战区23军军长、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率部首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11月12日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

2.

菩挑金刚塔是腹地唯一由西藏活佛亲自助理构筑的佛塔,汉藏结合,中西合璧,兼容了多栽建筑风格,用而今的话说就是很“混搭”,不仅是上世纪30年代重庆建筑的典型代外,在全国也格外稀罕,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菩挑金刚塔由纯石彻成,石质实心,全塔高约26米,分为3层。方形基座上是正方形塔身,阴刻《佛说阿弥陀经》全文,塔身四角为源于古希腊的敬爱奥尼克涡卷柱,塔身上边是一座须弥座形方外,汉藏文横书“菩挑金刚塔”五个大字。再去上是一座喇嘛塔,仅宝顶就有近3米高。佛学家张心若为金刚塔撰写了碑文,由汉藏两栽文字刻成。

金刚塔建成时,领域还没什么房子。(原料图)

修菩挑金刚塔的主意是安魂镇鬼,保重庆一方舒服。说来也怪,佛塔弄益后,七星岗果然不闹鬼了,阴阳两界从此休事宁人。

不仅云云,菩挑金刚塔把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多也镇住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律牛鬼蛇神》挑出“破四旧”(破除旧思维、旧文化、旧风俗、旧风气),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灭佛行动,多数古迹庙宇被砸烂打碎(只有极小批寺庙或佛像靠刷上语录得以幸免)。据说红卫兵也砸过菩挑金刚塔,成效有个红卫兵当场被摔骨折,其他人吓坏了。加上附近居民的爱怜,菩挑金刚塔得以幸存。

重庆为汉传佛教重镇,为何建藏式佛塔,而且还是藏欧结合呢?这跟那时腹地的藏传佛教炎相关。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早先,为了深化汉藏佛教交流,撮合汉藏人民心绪,在中间和地方当局的声援下,九世班禅、白普仁喇嘛、多杰格西、诺那活佛及贡噶上师等西藏高僧纷纷到腹地讲经说法,掀首了学习藏密的炎潮。尤其是一些军政要人,很多都信佛,其中不乏皈依藏传佛教者,极大地推动了藏密的内弘。

通远门老城墙,历史的天空。(张梦云/摄)

那时,时任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的刘湘格外声援藏传佛教,不仅派汉僧入藏学法,还协助太虚大师在北碚缙云寺成立了汉蔵教理院,使重庆成为腹地学习和传播藏传佛教的重镇。潘文华和其胞弟、重庆银动动长潘昌猷也决心藏传佛教,后来还成了汉蔵教理院的院董。

那时的重庆市公安局长乔毅夫(国民当局陆军中将,当过刘湘的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首义)也皈依了多杰格西。潘文华从他何处那边得知,“中国旧所造之塔,大半皆空塔,不过高叠砖石而已,于是无功德可言”,于是决定将菩挑金刚塔建成藏式佛塔。

自1890年重庆开埠以来,外来建筑风格、技术和形式大量进入重庆,由于重庆属于侨民城市和码头文化,具有很强的怒放性和容纳性,重庆的建筑也展示了中西协作、多元发展的趋势,于是菩挑金刚塔吸纳了一些欧式元素也就不及为怪了。相仿的还有首建于唐代、1927年扩建的南岸慈云寺,也是这方面的代外建筑。

菩挑金刚塔的建筑风格很混搭。(张梦云/摄)

罗渝兄写的畅销小说《遗失的上清寺》中挑到菩挑金刚塔内藏有宝物,一句“乱坟闹鬼不清净,菩挑镇邪多宝藏”吸引了不少人前去寻宝。有专家认为,金刚塔为实心石塔,塔中并无宝藏。

俺认为答该有东西,倘若不在塔里,就在塔的下面。由于制服佛教仪轨,佛像、佛塔和经筒等内部都要“装藏”(由具德高僧把各栽经书、五谷杂粮、金银珠宝、珍稀药材、甘露丸及佛教圣物如舍利等装入封上),然后开光加持,才能产生神力,否则是不如法的。

那时有两位藏传佛教大师坐镇,菩挑金刚塔的整个流程答该是格外符合仪轨的。俺看过一个原料,说塔底深藏舍利数十粒,经典经书583包、150余部,善男信女佛学多徒周济的金珠饰物、银钱绢帛、珊瑚玛瑙等物,不知是否属实,但装藏是必须的。

罗渝也外示,据那时在场的知情者败露,塔下真切有宝藏。现场苛格按藏塔装藏规范履动,金木水火土五样最贵的东西放在塔基。

俺认为,菩挑金刚塔和汉蔵教理院雷同,是中国近代藏传佛教内弘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和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3.

行为制服藏传佛教仪轨建造的藏式佛塔,谈到菩挑金刚塔,有几个关键人物不成不挑,他们分袂是叨教菩挑金刚塔建造的诺那活佛,为佛塔装藏开光、诵经加持的多杰格西,以及撰写碑文的张心若居士。尤其是诺那活佛和多杰格西,是藏密内弘的代外性人物,而且与重庆有殊胜的因缘。

诺那活佛(原料图)

诺那活佛是近代在汉地弘传藏密最具影响力的祖师之一,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3岁时,被认证为金塘活佛十四世转生的呼图克图(意为有福者、长寿者、圣者,后被引申为再来人,明心见性、不堕轮回、自助生仙逝者),7岁时学习佛经,23岁时修动已有见效。1888年,诺那活佛被清廷册封为“西康大总管”,兼掌当地政教大权。

1917年,西藏噶厦地方当局军在英国的声援下,向驻昌都的川军发首打击,诺那活佛聚集人马合作川军作战。翌年,川军失利,诺那等因“抗争噶厦罪”而遭监禁。

诺那活佛被囚禁了6年,硬是用双手挖出了一条地道,成功越狱,逃至尼泊尔,后迂回于印度、泰国、中国香港等地,于1924年回到北京,受到那时北洋当局执政段祺瑞的礼遇。

1926年,诺那活佛答刘湘的约请前去重庆传法,在重庆待了3年,其间叨教了菩挑金刚塔的构筑。那时,重庆的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对他奉若神明,皈依高足达1万多人。后来,诺那活佛又前去各地弘法,皈依者浩如烟海。

1927年,国民当局在南京成立,诺那活佛被委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1933年,太虚大师约请诺那活佛为“中国佛学会”信用会长。

1935年,诺那活佛返回故乡,出任西康宣慰使,试图反对红军长征。后被俘,经总司令朱德、总政委陈昌浩、总司令部第五局局长王维舟等人统战,转为怜悯红军。

1936年5月6日,诺那活佛染上伤寒,12日圆寂,享年73岁。据记载,诺那圆寂后,两鼻垂下红白双珠,全身缩小,宛如婴孩雷同大小(藏传佛教中的“虹化”形象)。肉体火化后,所得的舍利有白红蓝三色。

临终前,诺那活佛曾留下遗嘱:停尸三日不动,火化,遗骨送庐山安葬。

后来,国民当局追授诺那活佛为“普佑护国禅师”,诺那活佛的骨灰由其高足韩大载居士依遗嘱携至庐山小天池山建舍利塔供奉。

朱德夫妇在诺那塔前合影留念。(原料图)

1959年夏庐山会议召开时,朱德夫妇冷落拜看了诺那塔,并在塔前合影留念。迄今为止,诺那活佛在海内外的高足达10余万人,频繁有信多前去庐山朝圣。

值得一挑的是,诺那活佛有一个重庆高足,叫贺嘉寅,法名伽因,原籍湖北蒲圻,1910年生于重庆忠县,幼读诗书并学医,后就读于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中文系,1934年在南京得诺那活佛传法。

抗战爆发后,贺嘉寅于1938年武汉陷落前夕逃难入川,长居重庆。其间伴同堂兄贺国光(1939年5月11日被任命为重庆市长,是重庆改为中间直辖市后的第一任市长)从政数年,后经闻名高僧虚云法师提示,于1947年舍官动医,悬壶济世半个多世纪,被誉为重庆八大名老中医之一。

贺翁是重庆佛教界在家居士中的大见效者,但为人矬调谦恭,格外慈哀。2004年去生后在梁平双桂堂火化,得到很多五彩舍利及整块头盖骨的圣洁舍利花,相称稀罕,门人和支属共同在双桂堂为他构筑了舍利塔。

多杰格西(原料图)

多杰格西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康定人,12岁时于打箭炉安却寺剃度削发,13岁赴藏学法,在哲蚌寺修显密之学12年并考取格西学位。

多杰格西在腹地弘法半生,与国民当局交去甚多,为深化汉藏相干做出了强盛贡献,被称为在腹地传播藏密第一人,他的腹地传法也被称为中国当代史上具有强盛意义的一次密法东传。

1925年,多杰格西抵达北京,参见九世班禅之后,便驻锡雍和宫,将二十多栽藏乘仪轨由藏文翻译为汉文,此乃民国时期汉译藏密仪轨的最先,被段祺瑞加封为“诺门罕”(意为王者,活佛称号之一,地位仅次于呼图克图)。随后,多杰格西南下杭州、武汉等地弘法,所到之处皈依者多。

1930年头?年月春,在重庆市长潘文华的再三恳请下,多杰格西乘舟抵渝。那时西南炮火连天,连年战乱,为祈祷和平,消灭战祸,由多杰格西主理的西南和平法会在南岸涂山寺(时称护国禅院)正式开坛。法会通常了七七四十九天,场面相称壮不益看。重庆方面还从大师削发的安却寺请来16 名喇嘛,襄助西南和平法会。

1931年2月16日,多杰格西为罢工完美的菩挑金刚塔装藏开光、诵经加持,并举办了为期两周的开光法会。

1932年8月,太虚大师在北碚缙云寺创办汉蔵教理院后,曾约请诺那活佛、多杰格西等西藏闻名高僧大德到汉藏教理院任教。

此刻的金刚塔已经攻克在小区之中。(张梦云/摄)

多杰格西也有一个学佛有成的汉人高足,他就是为菩挑金刚塔撰写碑文的张心若居士。

张心若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川中江县人,从小遍读经史子集,后靠自学成为国学大师。

1920年代,张心若先后出任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税务局长、松潘县长等职,颇有政绩,后见国事日非,民不聊生,遂舍官回乡。

不久,张心若的独子被匪贼绑架,索赎金数万。张为官廉洁,没什么积储,加上回乡后生计无着,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成效独子惨遭绑匪撕票。张伤感欲绝,从此专注佛学,组建佛学社,创办居士林,疗伤痛之心,求解脱之道。

1930年代,张心若随多杰格西、甲绒格西、贡噶活佛等来腹地弘法的藏地高僧修习藏密,尽得真传,成为精通显密的佛学大师。

菩挑金刚塔建成后,张心若答邀为其撰写了碑文,并随来渝主理西南和平法会及金刚塔开光大典的多杰格西在涂山寺闭关修法。在此期间,多杰格西口述西藏密法108栽,由张心若翻译清理,结集为《密乘法海》,成为汉地信多学习藏密的宝典。张译经之事,南怀瑾师长教师在其《禅海蠡测》一书中有所介绍。

1946年,张心若居士在本籍四川中江去生,据说临终示现了不少瑞相。师长教师一生著述颇丰,诗也写得很益,与太虚大师等高僧大德、社会贤达多有唱和。

有一次,张心若陪太虚大师不益看白骨塔归宴于半闲别墅后即席口占五律一首,俺格外敬爱:

已觉浮生梦,难偷半日闲。

摧心寒白骨,联步踏苍烟。

益雨花同乐,秋风客未还。

邮亭棲泊处,回首碧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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